离开罗兹是在第四天凌晨。

苏军趁着夜色撕开了帕比亚尼采防线，前沿观察哨传回紧急通报：t-34出现在罗兹以东仅二十公里的位置。撤退命令来得比任何时候都急，必须三小时内完成全部转移。

俞琬是在凌晨两点被克莱恩叫醒的，睁眼时还有一瞬茫然，随即听到楼下急促的口令，有人在小跑，军靴踏地，哒哒哒错落地响。

她跟着他下楼来时，士兵们正把最后一批医疗物资扔上卡车，引擎已经发动了。

钻进车厢，余光捕捉到东方天际线上有道红光闪过，安静了几秒，爆炸声震得屋檐的雪簌簌往下落。

车队黑暗中启程，红光如闪电，每次划过，都照亮一片被炸得不成样子的农田。

她在颠簸中时睡时醒，醒来时总能看见克莱恩的侧脸。他一直在看地图，偶尔用铅笔勾画，偶尔低声给驾驶员下指令。

车队在原野上奔行了一夜。

当黎明的微光终于驱散黑暗，窗外的景色已从起伏的丘陵变成了荒凉的雪原。进入波兹南市区已是傍晚了，这座波兰西部的古老都城，此刻像受了重伤还在喘息的兽。

电车轨道被炸得歪七八扭，一辆汽车翻倒在路中央，士兵们正把它推到路边给车队让路。

街上站着波兰的平民，裹着破冬衣在废墟间穿梭，望着一辆接一辆的德军军车从面前经过。

那些目光里，已然不见最初的恨，也没有怕，只有近乎麻木的疲惫，战争打了六年，已经没有人记得和平时期是什么样子了。

路过中央大街时，俞琬的视线与一个抱着孩子的波兰女人短暂相遇。

那双枯井似的眼睛，在她身上停了一秒就漠然移开，转回怀中女孩。孩子头上戴了大了好几号的毛线帽，冻得通红的小手拉扯着遮住眼睛的帽檐。

俞琬的手不由自主按在车窗上，玻璃冰凉，指尖更凉。

十月就是预产期了。如果到那时战争还未结束，如果苏军继续西进，如果克莱恩她不敢继续想下去。到那时，她会不会也抱着孩子在废墟里走，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。

这念头像一根细针，扎进去时几乎没有感觉，过后才觉得疼。

他们预计在波兹南修整一周，苏军攻势正酣，每天都有前线溃退下来的散兵游勇涌入城市。

临时住处是一座铁路旁的神父府邸，还留下一些前主人生活痕迹，褪色的圣母像，歪斜的十字架，还有半张全家福照片。

上面的人脸已经模糊不清，只能看到一个男人搂着两个孩子，站在一棵苹果树前面。

俞琬站在那张烧焦的全家福前面看了许久。

思绪不由自主飘回上海福开森路新宅花园，照全家福那天。父亲一身军装，母亲一袭旗袍坐在藤椅上，她和哥哥站在后面。哥哥西装革履昂着下巴，她扎着两条辫子，笑得见牙不见眼。

那张照片想必已经不在墙上了，也许和那栋房子一起，毁于后来的占领期，也许被随手扔进了垃圾桶，也许相框还挂着，只是里面换了一组陌生人。

她遵守了她和克莱恩的协议，每天只在上午做四小时的分诊，下午回住处休息。

第三天，施罗德医生来了，他在苏军占领华沙前夜，搭上了最后一辆往罗兹运血浆的车，老医生给她仔细做了检查，摘下老花眼镜。

“有心跳了，每分钟160下，孕吐是好事，说明黄体酮水平够高。”他顿了顿。“但不能继续瘦下去了，必须吃东西，汤也好，粥也好，面包浸在牛奶里也好，找你能咽下去的东西。”

俞琬垂下眼，小腹还一点弧度都没有，却已经有个小马达在开足马力全速前进了，每分钟一百六十下，比克莱恩和她的心跳都要快。

牛皮纸笔记本上，呕吐频率从每天三四次降到了一两次，蛋饼和燕麦粥是目前接受度最高的食物，蜂蜜次之。

肚子里那个小家伙非常喜欢蜂蜜，每次她喝完蜂蜜水，一整天它都会很安静，不闹腾，乖乖待着。

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小家伙的存在，是第一次偷偷溜进手术室那天。

野战医院安置在废弃火车站的候车室里，那是一场简单的腹部炸伤清创手术，半小时缝合完毕，打完最后一个外科结，她忽然感觉肚子里被轻轻弹了一下，像在说：我在呢，我还好好的。

掌心下意识贴着小腹，一种若有若无的搏动传来，极轻微，像蝴蝶停在花瓣上时，翅膀的翕动。

她站在原地没动，怕呼吸一重了就惊走了它。

不知是不是冥冥之中的心有灵犀，那天克莱恩回来的格外早，军靴还未及脱下，他就递来一个纸包。“打开。

里面竟是一台产科专用听诊器，听筒上刻着一行德文小字：夏利特医学院产科诊所，1928。

那时候还没有战争，夏利特的产科诊所刚成立不久，这台听诊器想必被某位老教授用来教过一批又一批医学生，见证过无数第一次听到自己孩子心跳的父母脸上，那种混合了敬畏和狂喜的表情。